李宗刚、余琼 || 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化”探析——以《班主任》为例

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化”探析——以《班主任》为例

李宗刚 余琼

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的至高荣耀莫过于被文学史铭记，从而得以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关注。许多审美性强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被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的不断诠释和丰富中，最终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然而，一些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并不是因其“文学性”使然，而是由于它是文学史不可绕过的一个关键点，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潮等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系，被历史所记忆。一般说来，能够进入文学史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可以彪炳于文学史史册、可以被后人所追模的文学经典；要么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历史发展的链条，无法被绕开的文学作品。从这样的意义上审视刘心武197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便可以发现，《班主任》之所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历史化”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编撰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本文学史能够绕开《班主任》，这些文学史一致认为《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本文拟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的梳理，以《班主任》为例，探讨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化”的问题。

一

最早将《班主任》纳入文学史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文学史著作，一部是1980年由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组郭志刚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文称“郭本”），另一部是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编写组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下文称“社本”）。

《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在1980年，也就是该作品发表仅两三年后，便进入了文学史编撰者的视野当中成为其文学史的书写对象。在郭本文学史中，编撰者饱含着积极高昂的政治热情，以“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为题，呈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春天”的文学创作状貌。“郭本”文学史对《班主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予以了特别凸显，并从其出版后的政治环境、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等方面都予以详尽的解读，对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首先，“郭本”文学史给《班主任》一个明确的定位，指出《班主任》的出现“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1]。在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是非需要澄清，拨乱反正工作在艰难中推进，对“四人帮”的批判正在不断深化，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在文学史编撰中获得了较好的回应。作为编写者的郭志刚等人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伤害，都感受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学带来的是十年的荒芜与浩劫。所以，当《班主任》这样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文学作品一出现，他们对其产生共鸣并不吝使用溢美之词，以至于他们在谈到《班主任》时，禁不住内心奔放情感的涌动，用饱含主观情感的话语对其进行深度阐释：“《班主任》的出现之所以使人震动，就是因为它敢于正视现实，通过一个人民教师的深邃目光，反映出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林彪、‘四人帮’带给我们国家的祸害，决不仅限于使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思想毒素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特别是使新的一代遭受到严重的内伤。作品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唤，正道出了千百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所以它产生的社会效果，远远超出了教育战线。”[2]显然，编撰者在这里强调的是《班主任》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说，《班主任》被纳入文学史当中是因其题材和主题迎合了当时的社会语境，其社会政治功利性价值得到了认可，其中暴露现实、揭露现实的政治文化意义获得了特别的凸显。

其次，“郭本”文学史对《班主任》的艺术价值也予以了充分肯定。郭志刚等编撰者认为《班主任》是在“文化大革命”后能够代表现实主义回归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从风格人物设置、题材、主题思想等方面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风格。“郭本”对《班主任》中的四位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宋宝琦的蒙昧无知、愚昧麻木和谢惠敏的愚忠都是“四人帮”毒害的结果；张老师是本篇小说的线索性的人物，并且许多议论性的言论都是借张老师之口抒发，最后终于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历史回音；同时指出了石红这一形象概念化的痕迹。值得指出的是，“郭本”在分析谢惠敏这一形象时，指出了这一形象设置的突破性意义，认为刘心武将谢惠敏这样忠于国家、忠于上层意识形态的“革命青年”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愚忠”的典型、受“四人帮”毒害的青年代表，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突破意义，同时也是《班主任》得以备受瞩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班主任》在“伤痕文学”中的“正典”地位得以确立，是在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联合编著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完成的。这部文学史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新时期文学史’，尽管只写了六年，但确定了认识这一文学阶段的基本观念和思路”。[3]由此说来，“社本”具有一定的实时性和奠基色彩。在这部文学史中，编撰者以现实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回归为论点，论述了《班主任》的现实主义创作上的努力，指出它的现实主义题材、主题和人物选择都是为了凸显“文化大革命”时期专制主义对青年灵魂的戕害，认为刘心武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较早触及到这一历史题材，主动揭示现实、暴露现实。借《班主任》之口喊出了压抑在人们心中多年的心声，正是由于它揭示了“四人帮”残害人民的罪恶主题而备受关注。从这一点出发，“社本”的文学史编撰者无疑认识到了《班主任》揭露现实、控诉“四人帮”吃人罪恶的历史价值，从而将它在文学史中予以凸显。尽管在这部文学史中提到《班主任》的局限性，但是编撰者对《班主任》的评价依然较高：“尽管《班主任》并非无暇可指，但就其基本思想和艺术倾向来看，它确实不失为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得到恢复和发扬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4]但“社本”并不认为《班主任》的成功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生活”[5]，而认为《班主任》被纳入文学史是因为其艺术上的瑕疵难以掩盖其思想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上的光彩。

这两部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都对《班主任》给予了高度肯定。在文学史编写者看来，短篇小说《班主任》，以耳目一新的题材和主题，为文坛迎来了春天，“报导着一个新时期文学创作高潮正在汹涌而来”[6]。他们从现实主义复归这一基点出发，对《班主任》大胆揭露“四人帮”罪恶的主题表示赞扬与肯定，同时指出其现实主义的价值。《班主任》的艺术价值，或许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然而在思想解放如火如荼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这样一部以控诉“四人帮”罪恶、高扬思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受到来自一般读者乃至文学评论者、文学史编撰者等诸多社会群体的注目，恰是这部小说在历史发展的节点上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的体现。这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编撰过程中，编撰者在选取哪些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时，还是将其思想性价值，也就是文学作品能否满足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求作为首要标准。但是，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文学史编撰者的文学史观在当时便超越政治和时代的主潮，进而做到所谓的“尽善尽美”的文学史书写高度。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能逃离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何况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刚刚解冻之后，编撰者或者对政治性因素有所考量，或者由于自身原因不能够完全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20世纪80年代的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确立了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奠基性地位。但是随着历史逐步向前发展，以对“四人帮”控诉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也逐渐淡出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书写中对《班主任》的评价也逐渐地回归于相对的客观公允。

（刘心武）

二

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繁盛期，而且是文学史编写的丰收季。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召唤下，文学界涌现出大量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越来越多的文学史编撰者在“向文学本体回归”理念的制导下，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年出版，简称“孔本”）、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年出版，简称“黄本”）。这两部文学史把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把不同时期的文学置于一个相对开阔的平台上进行观照，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取得了很多突破。至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出版，简称“洪本”）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出版，简称“陈本”），这一南一北两本当代文学史一同横空出世，更加引来了学术界关于文学史的“无限关切”[7]，可以说是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不管怎样，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没能绕开“伤痕文学”和《班主任》，然而，这些文学史在书写时，都采取了淡化其艺术价值、凸显其文学史价值的叙说策略。

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初版）认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出现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孔本”对《班主任》的评述不吝赞美之词：“它预示着文学的一种新的方向和道路，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正是它与后来的《伤痕》一起成为新时期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浪潮——‘伤痕文学’的先驱。”[8]“孔本”还进一步分析道：“《班主任》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和新的文学规范的诞生。”[9]这可以看出，“孔本”对《班主任》的重视程度，“孔本”更像是将《班主任》作为一个文学史中具有标杆性的事件。另外，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孔本”更强调其作品中“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回潮。这无疑表现出在编撰这部文学史时，“孔本”不仅仅将其局限在控诉“文化大革命”文化专制这样的政治话语下，而是对《班主任》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他们注意到《班主任》在半个世纪后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回音：“在本世纪初，鲁迅曾经以‘救救孩子’的呼声开启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半个多世纪之后，刘心武再次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虽然两次‘救救孩子’的呼声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却同样标志着人的觉醒。”同时又指出，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呐喊，“文化大革命”过后的呐喊，更多的饱含着政治意味，但它却又指向同一个主题，即“人的觉醒”,“事实上，两次呼喊虽然直接控诉的对象极为不同，并且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控诉而不是文化控诉，但指向的却是同一个历史主题——人的解放”。[10]“孔本”对《班主任》的特别强调就是因为看到了其主题中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亟待被解救的“人的觉醒”的因素。从文学创作的目的来讲，《班主任》仿佛承载着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历史使命，这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单纯地将《班主任》的主题视作控诉“四人帮”罪恶的功利目的来讲是一大突破，表现出文学史编著的“去政治化”，凸显了“人”这一文学本体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可以看作是编纂者对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的认同和推崇，以及对鲁迅的“人的启蒙”主题在文学史书写中的自觉继承与弘扬。

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初版），在明确指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11月号上的《班主任》”之后，从文章的主题意蕴出发，指出“刘心武在作品中描写了‘四人帮’的法西斯独裁、愚民政策给年轻一代所造成的‘内伤’”[11]，通过对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对比分析，指出法西斯文化独裁扭曲青年心灵的罪恶，并注意到作品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对“四人帮”最有力的控诉。以此说明“新时期文学复苏之初，文学对‘人’的关切，‘人’在文学中的地位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12]编写者意识到精神桎梏对人的心灵的伤害。较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视角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进步，“黄本”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控诉历史、为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起到实用作用，而是关注人性复归，从人性角度提出“伤痕文学”的更深意蕴。在2004年修订的、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一版）中，将“伤痕文学”纳入“思想解放浪潮中的文学创作”一章，在论述表达上将“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小说创作并入一体进行分析。编纂者将《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进行交代后，没有将《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提及，而是提到了卢新华的《伤痕》、吴强的《灵魂的搏斗》、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等作品。这表明这个阶段的文学史编撰者开始将《班主任》边缘化，标志着对“伤痕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讨论也相对冷淡下来。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版）（简称“洪本”）中，对《班主任》的评价极为简洁，作者没有涉及到文本和人物的分析，而仅仅从历史的角度对“伤痕文学”的产生背景和创作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洪本”更加注重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记录，其以时间为轴线，将重大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和解析。因此，在洪子诚的文学史书写中，《班主任》这部小说，不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而是将它视为文学史上不可避开的文学现象。在这一点上，吴义勤在《〈班主任〉：一个超文学的文本》中也有过明确的论述：“（《班主任》）它首先是属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文本，其次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作品。”[13]这也说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不管是作为第二代学者的洪子城，还是青年学者，对《班主任》的认识，还是基本上趋于一致的。“洪本”对《班主任》只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认为《班主任》的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14]“洪本”将“史”的特点凸显至极致，它很少涉及文学作品的分析，它把作家的文学创作本身作为文学史发展中发生的事件来加以分析，从而使“洪本”带有浓厚的史学色彩。当然，“洪本”在2007年6月又修订后重新出版，在修订本中，“洪本”只在第一节中提到《班主任》和《伤痕》的文学史地位，便转而去谈20世纪80年代文学整体的创作过程。在这里，《班主任》或者说是“伤痕文学”被有意地遮蔽了。洪子诚没有将新时期文学的各个门类的作品，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单独加以评析，而凸显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他将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而宏观的考量。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初版）（简称“陈本”）“以‘遗忘’自己的意识形态积淀的方式试图叙述一个‘真正’的、‘与现实无关’的‘当代文学’。……‘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它不是一般地突出创作思潮和文学体裁，而是依据了文学作品创作的共时性来整合文学，改变原有的文学史面貌”。[15]不同于洪子诚将“史”突出编写，陈思和更倾向于文学类别的完整性。“陈本”没有将“伤痕文学”或“伤痕小说”列为专章，甚至很少涉及“伤痕小说”，而直接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为标题，这一章下的各小节不仅涉及到小说这一种形式，而且包含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文学形式，使那些与“伤痕小说”具有相同主题的文学形式都纳入了进来，淡化了“伤痕小说”这一概念。“陈本”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关于“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的第一束报春花”的蕴义，进而将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称为新时期文学的“三只报春的燕子”。[16]在陈思和的文学史视野中，他为散文、话剧、诗歌等多种文学样式的文学作品留有了更大的空间，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来，“陈本”在“伤痕小说”部分唯独将《班主任》和《伤痕》提及，这反衬了《班主任》和《伤痕》在陈思和心目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两部作品之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文学史编撰中，我们由此会听到关于“伤痕文学”和《班主任》的更加丰富、更加独到的解读声音。自然，我们也可以窥测到，在新世纪文学史书写可能出现的新动向：即编撰者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具有独到的眼光，更加注重不同文学类型的文本，进而重新审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规律，呈现出更为完整的文学史全貌。

与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文学史相较，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史编著中，大都将刘心武的《班主任》看作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进行考察，他们都尝试着从整体的文学史观出发对文学史进行书写，这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文学史编撰者“历史化”的初步尝试。这几部于20世纪90年代编著的文学史，只是将《班主任》视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有所提及，尔后稍作分析，或不去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文学史编撰者更加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而将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边缘化”；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具有“文学性”价值的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使得评论者或文学史编撰者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文本，使它们成为文学史的编写对象。由此说来，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编撰者把更多的文学作品纳入到其视野中，已经逸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编撰者注重意识形态的藩篱，使得文学史书写获得了更加全貌的展现。

三

到了21世纪，诸学者关于文学史的讨论不仅没有使文学史编纂定于一尊，反而迎来了文学史书写的“百花争艳”。文学史编撰者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对“文学性”的推崇，另一方面也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的“非文学性”[17]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这时期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3年出版，简称“王本”）、陈晓明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年出版，简称“陈晓明本”）、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出版，简称“严本”）。

“王本”不仅对伤痕文学辟专章进行阐述，同时也对刘心武的小说创作设专节进行介绍，可谓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独特的范本。“王本”较为清晰地阐释了新时期文学与“伤痕小说”以及《班主任》、《伤痕》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伤痕文学”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概括，对“伤痕小说”的不足给予明确说明。他们认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发轫于70年代末的‘伤痕小说’。‘伤痕小说’以刘心武1977年末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班主任》为开端，由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而命名”。[18]在这部文学史中，编撰者给“伤痕文学”一个明确的定义，并且总结出“伤痕文学”的三个特点：一是文学真实性的回归；二是高扬“人”的大旗，表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人道主义精神；三是恢复并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19]可见，“王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总结概括，他们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人”的觉醒、社会批判功能等角度进行分析，在提到《班主任》时，注意到它作为时代产物的特殊性，给予它极大的同情与理解；在分析这部小说的艺术创作手法时，关注到它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部分，《班主任》不再以主要人物一贯到底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不再设置“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将目光聚焦在次要人物谢惠敏的身上，这无疑是文学创作的率先尝试与突破。同时还指出“伤痕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粗糙，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过于急切和直露等弊病。正是抱着“了解之同情”的历史态度，“王本”给予“伤痕小说”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在当代文学史上，‘伤痕小说’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它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伤痕小说’率先打破了旧有的文学陈规，唤起了全民族对过去的艰难思索，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学面貌为之一新，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20]他们将伤痕小说的历史突破性看成是“开一时代之文风”的重大文学史功绩并进行分析，无疑，这是在客观审视政治与文化之后得出的中肯之见。一般说来，“王本”是先列出文学创作的类型，然后再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论述。在对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文学史书写中，“王本”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一次突破，也是新时期文学对‘文革’话语的首次突破”[21]的结论。这表明，21世纪的文学史编写已经能够清醒理智地正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再一味地“去政治化”，不再将与政治历史事件有关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边缘化，而是以清醒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历史的审视。

文学史编撰的百花争艳，还体现在除了集体的文学史编著外，还有一些个人的文学史书写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扬。这种传统，表现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的文学史编写。在20世纪90年代洪子诚的个人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北京大学中青年学者陈晓明的个人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横空出世”。这部文学史一经出版便吸引了学界的目光，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有学者认为其“体现出一种后现代理论反思的现代性文学史观”，认为这部文学史是陈晓明给出的“一个难以跨域的写作难度”。[22]由此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史在众多文学史中的独到价值和意义。

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把握，他认为我们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审视新时期文学有失偏颇，“理解任何历史都要有必要将之放置在历史的过程中来阐释”。[23]他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理解似乎更为透彻，他清醒地意识到“伤痕文学”及其之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泉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怀着那么大的热情批判‘文革’，呼唤‘大写的人’为改革开放寻求现实依据，追求艺术上的突破等等”[24]，所以，我们在审视《班主任》时就一定要从时代环境、政治布局等方面来考量。在对作品的主要人物进行分析之后，陈晓明指出：“‘伤痕文学’并不完全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他们是在被给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考，但他们也在努力给出自己的思考。这就决定了在后来的历史变动中，他们的思想与这些起源逐渐剥离，开始获得更加具有主体性的历史起点。”[2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晓明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创作视作政治文化语境的一部分，《班主任》的创作完成是政治对作家思想烙上印记后的产物。在21世纪，陈晓明再次鲜明地提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显然，这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内涵，而是具有新的文学价值。

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以“80年代的文学转型”为题统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他鲜明地指出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变得日趋理性与开放，于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吊诡”。[26]随着文学噩梦的结束，社会的工作重点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文学开始寻找一种“既能重演过去又能创造未来的方式”[27]。“伤痕文学”集中表达了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和抗议，在涉及到有关作品时，编撰者并未突出《班主任》的文学史地位，而将《班主任》与《伤痕》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伤痕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将“伤痕文学”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学作比较，指出“伤痕文学”人物设置不再是“高大全”一类的人物，故事情节也不再是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是指出“人”作为个体单位的局限性，赋予主人公张俊石更加丰富的解读，认为他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人物形象，而且还是一个面对历史所造就的创伤无可奈何的人物形象，具有人本质的悲剧性。另外，编撰者将张俊石的呐喊同鲁迅笔下狂人的呐喊进行比较，指出《班主任》中的呼喊虽然突破了十七年文学中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描写，是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悲剧内涵，但又指出张俊石的呐喊较之狂人的呼嚎而言缺少主体性、丰富性。与此同时，编撰者还指出了“伤痕文学”代政治发言的功利作用和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作用等问题。“严本”文学史对《班主任》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人物形象的突破、人性呼唤的历史回声，指出“‘伤痕文学’受现实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限制”，明确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但同时又指出“文学既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也是它的推动者”。[28]由此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价《班主任》之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21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编著中，编撰者对《班主任》的评价更加凸显其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很少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作评析。文学史编撰者对政治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认识得更加透彻，他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重新确认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使得文学史书写出现了某些新的提升和发展。

四

《班主任》作为一部短篇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中得到了凸显，在海外的文学史或者历史书写中，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体认。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以及海外学者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两部著述。自然，这两部著述对我们理解《班主任》的“历史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这部巨著尽管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均有所涉猎，这可以折射出海外学者站在他们的文化立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在其第十一章“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学”中，其中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中对《班主任》给予了特别的观照。它先是肯定了《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首次亮相，随后对文本进行了简单分析：“作品写一个中学教师……用第一人称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没有戏剧性，但它塑造了青年人中两种对立类型的形象。”[29]虽说这是一本历史著作，但在其关注文学作品时能够从文学本体出发进行分析，从作品的叙述视角、矛盾冲突、人物设置等方面进行把握，尤其是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形象进行了分析：玩世不恭的“小流氓”；深陷泥淖而不自知的团支书；出淤泥而不染的普通同学。他们都处于同样的时代环境，却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人的个体性差异也由此凸显出来。这样的分析不同于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分析文本国内学者。但在海外学者的著作中似乎隐藏着另一种迥异于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点从下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作者引用了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一文中的一段，同时也是1979年刘心武在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一次讲话：“当年的左联五烈士，他们被杀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左派杀的，他们牺牲的很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们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都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那些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便牺牲掉的文艺烈士们，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对我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进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30]编撰者如此长篇大论地引用这段材料，很明显地体现出，西方学者对刘心武所说的这段话中政治意识的某些延伸：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治环境虽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质的突破，但是紧张的政治氛围还是笼罩在每一个历史在场者的心头，在这个节骨眼儿会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历史回潮？显然，这样的疑问满足了西方学者在认识中国历史时的“想象”，或者说他们不敢相信中国在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之后的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就能够祛除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由此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同样打上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其中也不乏一些偏颇之处。

海外学者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08年出版）是一部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一般的文学史大都认为“伤痕文学”恢复了五四文学传统，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回归。关于这一点，在顾彬那里遭到了质疑。他鲜明地提出：“文学批评界把这些作品（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看成是‘五四’一类的启蒙之作，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我们目前还缺乏对当时、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批判性距离。伤痕文学作家通过作品对党表示感谢，笔下的党委书记具有榜样作用，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以讨得批评界欢心等等，这一切如今令人不忍卒读，尤其是赞美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段落——被赞美的人或事很快就已经被历史抛弃。”[31]从其评价所使用“不能苟同”、“讨得欢心”、“不忍卒读”、“被抛弃”等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其鲜明的文化立场，即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未能突破其历史的局限性进行了质疑，对历史反思得不够表达出不满情绪。但是，如果顾彬站在较为客观的历史角度进行分析，抱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立场，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这相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已经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学者的解读，由于其对中国的国情缺少必要的体察，致使其批评话语缺少了针对性。如果我们回眸新时期的文学就会发现，像《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在思想解放大潮来临时，是不知道激动过多少读者的心的代表之作！当然，文学史的编撰本身离不开编撰者对于文学发展的认识，不可能做到纯客观的评价，其中或多或少会带有主观色彩是难免的。或许我们会认为脱离于意识形态下的海外学者的声音，较之国内那些存在于政治体制之中的学者的声音而言，似乎可以做到更加客观真实，其实，海外研究者的诸多立论同样也有所偏颇，这偏颇本身无疑也是另一种形态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海外学者的文学史对我们国内学者来讲没有参考价值，我们可以将海外学者的不同声音作为借鉴，以此来拓展文学史编写的“疆域”和“坐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对《班主任》的不断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完成了其“历史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编写者将《班主任》的文学史价值和其艺术价值两方面都予以凸显，给予《班主任》不可撼动的文学史地位。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有一种号令天下的权威性，且与编写者所在的话语体系上达成一致，这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学史书写，不如说是政治文化记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编写者再次确认了《班主任》的文学史地位，并出现了多部相对成熟的文学史，其对《班主任》的评价趋于冷静客观，在指出其作为“伤痕文学”之滥觞的文学史地位之后，还试图将之放置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进行审视，俯瞰新时期以来文学整体现象。至于海外学者对《班主任》的书写，时间的节点则不是那么重要，作为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历史书写，我们可以从他们关于文学史书写中清晰地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对《班主任》的书写，同样带有强烈的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不管怎样，《班主任》自发表以来，经过了长达30多年的文学史淘洗，完成了从备受瞩目到被历史铭记的“历史化”的过程，确立起了不可动摇的文学史地位。这种情形，恐怕既为刘心武没有意识到，也为《人民文学》负责刊发的编辑和主编没有意识到。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现实呼唤历史人物诞生、以及现实应该诞生参与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时，刘心武及其《人民文学》负责刊发《班主任》的编辑和主编，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本文原刊于《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9辑，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9期全文转载。

李宗刚与2015届硕士研究生余琼（左一）、冯瑞琳（左二）、田仁云（左四）合影

注释：

[1] 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41页。

[2] 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8页。

[3]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6] 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7页。

[7] 朱德发：《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8]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5页。

[9]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4页。

[10]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4页。

[11] 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12] 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13] 吴义勤：《〈班主任〉一个超文学的文本》，《创作评谈》1998年第3期。

[1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15]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16]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17] 杨守森：《“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8]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19]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278页。

[20]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21]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22] 陈德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验积累与可能性——以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为例》，《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23]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史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24]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史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25]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史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26] 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27] 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28] 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页。

[29]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54页。

[30] 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1979年第2期。

[31] [德]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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